2021年10月14日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在京召开“教培行业和民办中小学分流人员再就业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以及教育界和企业界专家代表出席会议，为“双减”政策实施产生的社会后果建言献策。我院石邦宏院长应邀出席会议并做了题为“从国家战略高度引导和支持分流人员再就业”的发言，就双减政策实施的社会根源和国家战略意图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通过国家战略性安排把分流人员转变为适应和服务教育变革的积极社会力量的建设性建议。

 从国家战略高度引导和支持分流人员再就业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教培行业和民办中小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教培机构或倒闭或撤销项目，民办中小学或规范办学或转为公办，这个过程中很多被裁撤人员不得不“自贬身价”寻找新的生活出路。这些人中多是不同专业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名校毕业生以及已经有所成就的行业精英。大量裁员产生的人员分流给社会就业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重大隐患，如果不从国家战略高度形成共识、积极应对，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和效率损失。

 今天座谈的主题是分流人员再就业。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应该搞清楚产生这个后果的深刻社会背景和国家战略意图。以下是我的几点认识：

 首先，深刻认识双减政策的新时代背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的新时代，客观上要求个体具备应对变化的能力、具备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能力、具备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更高智能，所有这些能力都指向了创新能力，因此我们对教育有个基本判断：未来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创新人才或创造性劳动者。世界各国在教育上的改革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要实现这个教育目标，只能彻底改变知识本位的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建设有利于创新人才或创造性劳动者成长的育人环境。我国2010年以来布局和推动的核心素养本位的教育改革和新高考改革，都是实现这个教育使命的战略布局与实践，客观上要求体制内外的教育人都要做出适应性改变。

 其次，深刻认识双减政策是捍卫教育改革成果的国家行动。核心素养本位、创新人才培养导向的基础教育改革，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关系到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各国都在积极备战，我国也无退路，任何与教育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开历史倒车的观念和行为都将被无情抛弃。因此，双减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业地震不是随心所欲的政策安排，而是确保教育转型成功的无奈之举。否则，被行业不断强化、被信息技术指数级强化的知识教育将无限消解教育改革成果，形成与教育改革对峙的反向力量，严重阻碍新高考和育人方式改革进程，成为新时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绊脚石。

 第三，正确认识分流人员的社会价值。教培行业曾经在吸纳大学生就业、为教育服务行业集聚专业人才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教育改革深入推进的新时代，他们因为观念落后和立场错误成为了教育改革的阻碍力量。但是他们有很好的知识储备、有对中国教育的深入了解和职业情感，从某种意义这个群体也是无辜的，国家在让他们为教育改革做出牺牲的同时应该看到这个群体的潜在价值，通过正确引导和培训帮助他们做好适应教育改革发展方向的观念和职业转型，从而形成支持教育改革发展的庞大的积极社会力量。

 基于以上认识，建议国家做好教培行业和民办中小学分流人员再就业引导与扶持工作：

 首先，通过出台新政策引导分流人员投身符合方向的教育服务。信息技术背景下，学校已经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教师也已不是知识的权威。随着新高考和育人方式改革的深入推进，教师和课程是影响改革进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教师要全面进行适应个性化教育需要的专业化转型，另一方面要无限增加满足学生多样性需求的优质课程资源。就教师转型而言，不能只关注体制内教师队伍，也要关注体制外教师，因为教师队伍转型是一个改变、淘汰和整合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一个新的起跑线上重新培养选拔的过程，只有引入竞争性机制才能保障转型成功。就课程建设而言，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系统自主研发满足每个学生个性化需求的优质课程资源是不现实的，它需要社会系统的专业化合作，分流人员是课程研发与服务的重要潜在力量，这个群体引导好、利用好，就能成为优质课程的研发者和提供者，否则就会成为消极力量，甚至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通过有组织的培训实现分流人员的业务转型。分流人员中很多是对教育建立了深厚的职业情感、积累了丰富行业经验的年富力强的职业人，他们是传统知识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职业人，在不可阻挡的教育改革面前他们付出了牺牲的代价，他们也应像教师队伍一样通过转型重新找到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的教育不是要舍弃他们，而是需要他们重装起航。有组织的培训既是政府对这个群体应尽的责任，也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培训，提升分流人员的理论修养、政策素养和实践素养，帮助分流人员正确判断教育改革的大势所趋以及服务未来教育的市场机会，推动分流人员积极面对职业逆境、重新找到自己在社会的位置。

 第三，把引导和培训及早注入教育信息化领域。我国的教育信息化表面上看已从1.0上升到2.0，实际上一直处于低水平。硬件是上去了，但是单位信息化设施对教育效率提高的真实贡献率、对师生有效发展的真实贡献率，没有人知道是多少，但是据我们调研和观察到的数据，这个数字是很低的，甚至因为服从“应试教育”逻辑而产生负效率。例如市场上常见的“因材施教”系统，就是“题海战术”的信息化版，在忽视学生兴趣、剔除情感交流的情况下向学生无节制的推题；再如，有的企业通过人工智能抓取学生表情和收集课堂数据，最后呈现的只是课堂纪律等十分浅表的信息以及毫无理论根据的分析，而科学构建各种数据与学生学习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深度互动的人工智能介入很难见到。这些都是在用新技术手段开历史倒车的最好例证，其破坏力是呈指数级增长的。如不及早予以引导和干预，任凭信息化企业和个人逆规律和潮流而动，行业崩塌和更多人员的被迫分流是不可避免的。